徐光启探索西学源于历史的智慧在自然中绽放
我站在宫门前，与同僚们一起，目睹着杨镐统率的四路大军在萨尔浒惨败。满朝文武都对此事感到震惊，我们齐声呼吁增加兵力和调拨军饷，以抵御后金的威胁。在这紧要关头，我徐光启连续上奏三道奏章，强烈主张精选人才、训练新兵，并自愿承担练兵工作。我深知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挽救国家危机。
我出生于上海，这座城市曾经是倭寇侵扰最严重的地方。当年，我听父亲讲述当地人民英勇反抗外来侵略时，便萌生了爱国之心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通过科举考试来到南京，那里不仅有欧洲传教士利玛窦，还讲述西方科学知识。我被利玛窦所说的话深深吸引，从那时起，对西方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。
利玛窦为了传教而介绍西方科学，他希望得到中国皇帝的支持。他将圣经和新式自鸣钟送给明神宗，最终得到了他的接见。在与明神宗面谈时，利玛窦夸耀自己来自“大西洋国”，但这让人怀疑他的身份。不过，由于明神宗不予置信，利玛窦得以留下继续传教。
几年后，当我考取进士并成为翰林院官员时，我意识到学习西方科学对于国家富强至关重要，因此决心拜师学艺。我向利玛窦求学，并且参与翻译他所推荐的数学著作《几何原本》。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，我们终于完成了六卷书籍。这是我第一次翻译国外数学著作，它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知识和视野。
除了《几何原本》，我还与其他传教士合作翻译测量、水利等方面的科学著作。此外，在研究古代历法基础上的天文历法研究，也达到了很高水平。我不仅热衷于科学，还关心民间疾苦。一次水灾期间，我尝试种植甘薯并编写推广手册，使这一地区获得了新粮食来源。
然而，即便如此积极的心态也无法阻止我的练兵计划失败。在朝中各部门排斥下，我不得不辞职。但公元1620年，当明熹宗即位时，我再次回到京城，再次提出了多造西洋大炮的建议，但这又引发了一场争议，最终导致我再次被排挤出朝廷。
回归家乡后的最后几年里，即使身处暮年的老人状态中，我仍旧致力于农业科技研究，最终创作出了《农政全书》一书。这部作品详细记录了我国古代农业技术，为后世提供了宝贵资料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