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朝豪放女古人为何不敢造假圣旨
江山社稷以百姓为根本，天子为社稷的掌舵者，故有君舟民水一说。而作为国家的掌舵者，传达命令之道便成了一大难题。圣旨的雏形最早出现在周朝，那时君主下达指令往往采用诏令，但并非只有皇帝能使用诏字，群臣也可施行此法。在西周时期，诏书分为“诰命”和“敕命”，但它们更多是用来训诫劝告而非真正的圣旨。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称皇帝，一纸诏令才成为专属于他的命令，它包含了从登基继位至婚礼宗室要务、灾变庆典等重大事项。随着拟定圣旨机构多样化，其功能亦各异，而圣旨则成为一种特殊文书，用以表明皇室威严，与亲见皇帝无异。
既然如此，我们或许会好奇：在古代条件有限的情况下，为何不造假圣旨呢？答案在于三方面：首先，从长度和布料上看，一份真实的圣旨体积庞大且材料考究，即使想伪造，也需面对巨大的挑战；其次，在审核过程中，每个环节都需要签字盖章，一旦错误发生，不仅个人将承担责任，还可能涉及家族连累；最后，从防伪角度看，即便是在唐朝和明朝，有着巧妙的手段，如门下的暗记或刺绣技术高超的人勾勒出的“奉天”字，以确保每份圣旨都是独一无二且难以仿制。
因此，这些因素共同作用，使得古人极少冒险伪造圣旨，而是选择遵循正规程序来确保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与权威性。这不仅体现了古代官府制度精细，而且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权力合法性的高度重视。
